這一本本書記錄了改革開放的樣子,而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社會變革,思想先行。1978年,中國即將迎來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文化屆已悄然發生變化,預示著這一政策的到來。

1978年1月上海譯文出版社成立。一些文革前就已出版的外國經典名著又被重新包裝出版上市,比如,上海譯文的《斯巴達克斯》、《紅與黑》等。飽嘗十年書荒的人們擁進各地新華書店,排隊憑票購買圖書,萬人空巷。今天想來那場景仍十分令人動容。

人們在新華書店排隊買書

1978年8月上海譯文旗下的雙月刊《外國文藝》創刊,意為向中國讀者譯介外國現當代文藝作品。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在一篇題為「想起了《外國文藝》創刊號」的文章中寫道:

這個雜誌創刊於1978年的下半年。當時思想文化界的背景是:中國文化藝術界剛剛從一場噩夢中驚醒過來,戰戰兢兢地向異域文化打開了門窗。

The magazine was founded in late 1978, when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had just woken up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ere cautiously opening the doors and windows to foreign culture and art.

那年5月1日,全國新華書店出售經過精心挑選的新版古典文學名著《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頭》等,造成了萬人空巷搶購的局面;而共時性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卻沒有獲得這樣的光榮,它暫時還是一個被人因無知而需要小心回避的文化黑洞。

On May 1, 1978, people crowded into Xinhua Bookstores in cities across China to buy carefully chosen literary classics of new editions such as Victor Hugo’s Les Miserables, Leo Tolstoy’s Anna Karenina and Honore de Balzac’s Pere Goriot.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however, was still regarded as a cultural black hole that we needed to treat cautiously, due to ignorance.

但是對經受了殘酷與絕望不亞於二次大戰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一時還難以從巨大的理想破碎和荒誕人生的打擊下緩過神來,他們急需從世界的普遍經驗中來理解他們自己的處境以及如何感受這種處境。自然,在一陣閱讀狂喜過後,他們很快就不滿足於那些遙遠而美好的古典名著。

But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had suffered cruelty and despair as severe as that of the WWII,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hey were yet able to recover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ir ideals and the blow of the absurd fate, so they needed to borrow universal experi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s and how they should feel about these situations. After reading those classics with wild excitement, young people soon were not able to be satisfied with those ancient classics of beauty and goodness.

而在《外國文藝》創刊號中,年輕的陳思和讀到了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說《伊豆的歌女》和《水月》、義大利詩人蒙塔萊的抒情詩、薩特的《骯髒的手》、約瑟夫·赫勒的《第22條軍規》。

這些新穎的審美觀為正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讀者和作者打開了一扇通往現代社會的大門。加上後來流行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博爾赫斯的《交叉花園的小徑》。這些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小說、詩歌和劇本帶著外國文藝工作者對於世界的思考深深地影響了那一代中國現作家、詩人:莫言、賈平凹、格非等。

陳思和寫道,這份雜誌「是把我融化到這個世界裡去,以致使我發現了自己心靈本身就應該是一個新世界:一種屬於現代社會環境裡的精神狀態。」

Reading the bimonthly allowed me to blend into the modern world. I found that my mind should have belonged to a new world: a mental situation in a 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正如他所說:

在我們還處於蒙昧狀態時我們並不是不會感受,只是我們無以名狀這些感受,也無以對應這些感受,於是我們會感到恐怖。如果一旦有種思想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人都在感受著與我們相同的苦惱和焦慮,或者告訴我們作為一個人本該就是這樣感受著苦惱與焦慮的,那麼,我們突然會對自己擁有了嶄新的理解,原來像是打量一個陌生人那樣的眼光會變得溫柔,因為你最終發現了這個陌生人就是你自己。

這也是閱讀文藝作品之於人的意義吧。

1979年,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人渴望了解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修建還要到十幾年以後。於是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雙月刊《世界之窗》,也是通過翻譯向中國讀者講述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本雜誌很受歡迎,也許很多讀者都讀過。有一期就講到了麥克·傑克遜。

上海譯文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在八十年代向內地譯介了大量的歐美現當代文學:

《百年孤獨》、《雪國》、《康拉德小說選》、《喧嘩與騷動》、《小城畸人》、《蠅王》、《菲茨傑拉德小說選》、《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偽幣製造者》、《細雪》、《斯·茨威格小說選》、《看不見的人》、《西線無戰事》、《喪鐘為誰而鳴》、《憤怒的葡萄》、《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選》、《鐵皮鼓》、《舊地重遊》、《好兵帥克》、《裸者與死者》、《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風中蘆葦》、《達洛衛夫人/到燈塔去》、《兒子與情人》、《刀鋒》、《豪門春秋》、《廣漠的世界》、《幼師》、《二神父》、《麥田裡的守望者》、《日瓦戈醫生》、《洛麗塔》、《挪威的森林》、《惡之花》、《荊棘鳥》、《霍亂時期的愛情》、《百年孤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卡夫卡短篇小說選》、《福克納中短篇小說選》等。

在上海譯文的「二十世紀文學叢書」中,不僅有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日本、前蘇聯、義大利等國的文學作品,還有墨西哥、瑞典、阿根廷、冰島、秘魯、捷克、波蘭、厄瓜多爾、埃及等國的作品。

除了文學作品,各出版社也推出了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如人民文學的《古代印度文藝理論文選》、《論文學》、《拉奧孔》、《歌德談話錄》、《詩學 詩藝》、《文藝對話集》、《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上海譯文的《二十世紀文學評論》、《雨果論文學》、《公園深處》,三聯書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美國作家論文學》等。

1985年,上海譯文推出了「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也就是「黑皮書系列」,陸續出版《人論》、《現象學的觀念》、《單向度的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愛欲與文明》等一批影響深遠的哲學書籍。

譯文40周年展

八十年代末起,上海譯文又先後推出了《簡愛》、《呼嘯山莊》等作品。1991年,譯文為出版《亂世佳人》的續集《史嘉蕾》購買了版權,這是中國大陸出版社首次取得國外暢銷書的獨家授權。中國政府於1992年才加入世界《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

八十年代,更多的出版社成立,包括1986年成立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和1988年成立的譯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和南海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的前身是70年代末創刊的雜誌《譯林》,創辦宗旨是「打開窗口,了解世界」。

《譯林》創刊號

三十年來,譯林推出了 「經典譯林」、「譯林傳記」、「牛津通識讀本」、「雙語譯林」、「人文與社會譯叢」「譯林人文精選」、「法政科學叢書」、「西方政治思想譯叢」、「藝術與社會譯叢」、「城市與生態文明系列」等一批代表性品牌書系。

其中,譯林版《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莎士比亞全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自由論》、《理想國》、《物種起源》、《荊棘鳥》、《查令十字街84號》、《麥田裡的守望者》、《殺死一只知更鳥》、《芒果街上的小屋》、《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倫敦傳》、《梵谷傳》等數百種作品暢銷不衰。

以經管類圖書聞名的中信出版社新世紀以來引進了很多家喻戶曉的暢銷書:《誰動了我的奶酪》、《史蒂夫·喬布斯傳》、《從0到1》、《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等。

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作家JK 羅琳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也在中國找到了一批忠實的讀者,包括我本人。

2006年世紀文景出版了《追風箏的人》,暢銷十年,目前印量達到1000萬冊。世紀文景還引進了羅貝托·波拉尼奧的《2666》、索爾金的《魔戒》等高品質圖書。

新世紀以來,出版社逐漸走向市場化。2006年之後,上海譯文出版社社科室學術類書籍和面向大眾的科普類圖書的比例由原先的8:2調整為2:8。

社科室主任張吉人於2003年入社。他很喜歡《紐約客》雜誌駐中國記者何偉的文章。2006年何偉的《江城》在美國出版,但卻遲遲不肯出售中文版權。

2010年何偉出版了《尋路中國》,終於願意出售其中文版權,張吉人第一時間購買到版權。《尋路中國》大受歡迎,譯文又接著出版了《江城》。

何偉

到2013年,譯文社科室逐漸形成了「譯文紀實系列」。目前為止這個系列已經出版了近30種書。包括《再會,老北京》、《血疫》、《魚翅與花椒》、《無緣社會》、《女性貧困》、《窮忙》、《老後破產》、《打工女孩》、《最後的熊貓》、《貨幣戰爭》等。

非虛構寫作也逐漸在中國流行起來。

Country Driving and River Town, also by Hessler, have each sold more than 300,000 copies in China. Shark Fins and Sichuan Pepper, a book on Chinese food by British writer and cook Fuchsia Dunlop, which was published in July, has been reprinted four times.

何偉的《尋路中國》和《江城》現在在中國的銷量均超出30萬冊。英國作者、廚師扶霞·鄧洛普的《魚翅與花椒》七月上市,也已加印了四次。

“Writers like Hessler, Dunlop and Michael Meyer, who wrote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observe Chinese society, people, cities and culture through foreign eyes, providing very different but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for us to understand China in a broader sense,” Zhang said.

「像何偉、鄧洛普和《再會,老北京》的作者梅英東,這些作者,透過外國人的視角觀察中國的社會、人、城市和文化,給我們提供了新鮮有趣的角度,去從廣的視野裡理解中國,」張吉人說。

“I love River Town the most because it is well written. Its style is uniqu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s of details in Chinese people’s daily lives, you can see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hich I think is also why Chinese people like him,” he said.

「我最喜歡《江城》,因為寫的好、風格獨特。透過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細致描寫,你可以看到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變化,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喜歡他的作品的原因,」他說。

而像《無緣社會》、《女性貧困》和《老後破產》這樣講老齡化的日本社會的圖書,則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現在的日本可能就是20年後中國的樣子。

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裡活躍著一批年輕的編輯,顧真就是其中的一位。顧真,30歲,2013年入社。除了編輯圖書,他還給《上海書評》寫淘書專欄,業餘時間也翻譯書。

“If you look at the contributors to STPH’s Classic Translations Series, many of them are also translators. It’s a company tradition. Editors can do things they like-more than just editing books-such as writing or translating,” Gu said.

「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文經典系列的特殊貢獻者中,很多都是譯者。這是譯文社的傳統。編輯可以做自己喜愛的事,不僅是編輯圖書,還可以寫作和翻譯,」顧真說。

Books that feature well-known writers discussing literature and art are becoming more popular, with Nabokov’s Lectures on Literature, 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Lectures on Don Quixote,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elling well.

近來著名作家聊文藝的圖書很好賣。上海譯文出版的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和《堂吉訶德講稿》賣的不錯。

“Before, we relied on Lolita to sell Nobokov’s other works… but only Lolita sold well. But this year, these lectures on literature have sold well on their own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Lolita,” Gu Zhen said.

「以前我們都是靠《洛麗塔》賣納博科夫的其他作品的,但是只有《洛麗塔》賣的好。但是今年,這些文學講稿靠自己賣的就不錯,」顧真說。

He has been attempting to tread his own path as an editor, striving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his own taste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顧真一直在找尋自己作為編輯的道路,努力在自己的喜好和大眾的品味之間尋找平衡。

“One of the projects that I am working on concerns the five books by Edward St Aubyn that feature Patrick Melrose, which were adapted for a TV series in Britain. Gu said.

「我手上正在做的一套書是愛德華·聖奧賓講帕特裡克·梅爾羅斯的五本書。英國已經出電視劇了,」他說。

《梅爾羅斯》劇照

Gu Aibin, editor-in-chief of Yilin Press, said that in the past 30 year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company have ranged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to liberal arts and, more recently, popular science works, clearly mirroring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Chinese readers.

譯林出版社總編輯顧愛彬說,過去三十年來,譯林出版的圖書品類從外國文學拓展到人文社科,再到近年來的科普新知,鮮明地體現了中國讀者閱讀需求的變化。

“Thirty years ago, readers devoured anything available due to the shortage of books. Now, they choose books very carefully for an enjoyable reading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eople’s material live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so have their spiritual lives.”

「讀者從三十年前解決溫飽似的粗放式閱讀發展到現在精挑細選、講究個人享受體驗的高質量閱讀。這主要是因為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人民的物質生活質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期待越來越高。」

改革開放四十載來,中國社會、經濟、科技、法制、文化的進步都離不開知識和思想的滋養。四十年來,大陸的圖書出版業從十年文革結束後的荒蕪之地變成今天的精神糧倉。

今天,新中國迎來了69歲華誕。在這個特殊的日子,祝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有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媒體人,每天在朋友圈報告自己當日的鍛煉情況,結尾總說:建設自己,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

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裡,能稱作愛國之舉的,不是在網路上誇誇其談,而是作為理性公民,去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職業素養、道德標準、健康狀況、文明程度,各司其職,團隊合作,才能讓這個國家長久的強盛。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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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唐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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