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前,中國為人類文明貢獻了這部經典

  按照聞一多先生的觀察,經由長期的積淀,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世界文學開始突進並出現了令人欣喜的新變,幾個不同區域的古老民族幾乎同時歌唱起來且形諸文字。希伯來文明出現了《舊約》詩篇,希臘孕育了《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印度衍生出《梨俱吠陀》,而中國則為人類文明貢獻了《詩經》。

  《詩經》,原名《詩》,又稱「詩三百」,是大陸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305篇作品,廣泛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民俗狀況,是宗周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自成書之日起就備受重視。春秋末期的孔子教育學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強調「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還特地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都說明《詩經》在政治實踐、外交斡旋、學術傳承、移風易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降及西漢,《詩經》被立為官學,此後一直作為儒家重要經典被國人廣泛傳誦,至今不衰。

  先秦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濫觴與形塑期,《詩經》對此多有反映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徵。」先秦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濫觴與形塑期,《詩經》對此多有反映。要言之,約有以下三端:

  其一,砥礪奮進、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主要體現在《詩經·大雅》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篇。古代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生民》寫周部族始祖後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帝堯命他管理農業,後稷「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天下得其利」。《公劉》寫公劉繼續執行後稷「以農為本」的方針,「務耕種,行地宜」,使「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於是遠近百姓皆來歸附安居,周進一步興起。《皇矣》《大明》寫周太王、王季、周文王三代篳路藍縷、苦心經營,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與商紂會戰於朝歌郊外,「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終於推翻了殷商的殘暴統治。從《生民》到《大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曲波瀾壯闊的民族崛起史詩,訴說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開拓進取精神。這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對後世影響深遠,而且愈是當國家民族身處困境之時,其光芒就愈發顯現,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其二,崇德貴民的人本思想。王國維談及殷、周之際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革時曾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王氏所言甚是。周代統治者奪取天下後,並未被勝利沖昏頭腦,他們不僅直面政治、經濟的百廢待興,還試圖解決下述疑問:商紂王不是宣稱「我生不有命在天」麼,那為何新興的周能夠取代綿延數百年的殷商?又是什麼使得「昊天大降喪於殷」,轉而對周格外青睞的呢?經由一系列的嚴肅思考,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邏輯推論。簡言之,天命是不斷變易的,它只會輔助有德的人;民心同樣沒有常主,只是懷念仁愛之主。基於此,周人不斷告誡後代「惟命不於常」「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並構築了一整套統治者須「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論,這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古訓。

  其三,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天命靡常」的深刻反思相輔相成的,是詩經作者們濃重的憂患意識,他們深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道理,於是疾呼「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以期不忘初心、善始善終。他們認識到了「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是以要求上位者「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在相傳為周成王所作的《周頌·小毖》中,有這樣的自警——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使以後不致再犯:不要招惹蜜蜂,它們雖小卻能蜇傷人;開始相信那小小的鷦鷯,轉眼翻飛化為難馴的大鳥。鄭玄註釋說:「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懲前毖後」的成語即出於此。當這種意識內化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則如《唐風·蟋蟀》所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即便在休閒娛樂之際,也保持著應有的節制與警惕。類似的還有《小雅·小旻》所雲「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以此為準則,甚至在彌留之際還吟誦該段並對弟子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的氣運觀,是極抽象的,雖說有憂患,卻不是悲觀。懂得了天運,正好盡人力,來燮理,來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將衰,便該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極衰,知道有轉機,便該有處困居危的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深沉的憂患意識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詩經》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都成為後世詩歌主題、內容的不竭源泉

  作為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處處可見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這些都成為後世詩歌主題、內容的不竭源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以下三方面。

  第一,鄉國情懷主題。鄉國情懷是對自己出生的土地不離不棄的眷戀和義不容辭的擔當。每當鄉邦遭受入侵或陷入困頓,志士仁人便挺身而出。「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夫人聽聞衛國被占領,心急如焚,晝夜兼程奔赴國難,以其血淚寫下這首《載馳》。當時的盟主齊桓公深受感染,派軍隊幫衛人戍守城邑,衛國民眾也在許穆夫人愛國精神的鼓舞下重建家園。許穆夫人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女詩人。外敵入侵,家國危殆,鐵血男兒互相感召、互相激勵,「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全詩不斷以重章疊句的手法增強語氣,僅在相同句式中變換幾個字樣,展現了普通兵士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大無畏精神。對鄉土的眷戀是愛國之情的細化,征夫雖深知「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然行役既久,不免懷念家鄉,是以有「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之嘆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悲。自此以後,殺敵報國之情、羈旅行役之感、都邑鄉關之思便交織在一起,成為中國文學的永恒主題。

  第二,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這是對母親的歌頌。「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從此「渭陽」成為甥舅情誼的代稱。「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這是對手足之情的肯定。「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是對純真友情的向往。當然,《詩經》最打動人心的,還是那些愛情篇章,這裡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的專一,有「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的勇敢,有「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承諾,更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的熱烈,還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絕。是《詩經》奠定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被文人墨客反復訴說,形成了異於西方的民族文學特色。

  第三,怨刺諷喻主題。《詩經》的現實精神素來為人稱道。「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分明是唐曹鄴《官倉鼠》的遠源。寫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者與後世感嘆「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勞力人民同掬一把辛酸淚。「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的控訴無疑可視為左思《詠史》詩的先導,而「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則是《雉子斑》《枯魚過河泣》等動物諷喻詩的濫觴。

  經由以《詩經》為代表的先秦典籍的不斷建構,自強不息的精神、崇德貴民的思想、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支撐著中華民族不斷革故鼎新,傲立於世界的東方。《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它不僅深刻影響了屈原、三曹父子、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陸遊、黃遵憲等古典詩人,對當下的文藝創作仍有啟示意義。(李浩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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